——同情分為兩種。
終於看了Simon McBurney執導的舞台作品,劇目是今年6月10日在台中歌劇院演出的《同情的罪》(Beware of Pity)。
去年,Simon McBurney參與了談John Berger的講座,當時他在推特上引述Berger「真正的翻譯要求我們回到語言被表達出來之前」,並提到自己經手的作品都有「翻譯」涉入其中。他所領銜的合拍劇團,過往作品如《大師與瑪格麗特》、《狗心》、《春琴》等,確實都是不同語種的大師經典文本,這次《同情的罪》也不例外。
是故,本次除了要看他以劇場人身份帶來的作品,也打算將他視為一名劇場文本的「翻譯員」,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之間,如何推敲文本並轉譯出其中的音樂性,用這樣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作品。演後座談時有幾位演員也提到這一點,但僅談及有這樣的過程存在,如果Simon在場的話,還滿想進一步請問他個人在這過程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運思。
回頭說《同情的罪》。
舞台佈局同時反映大時代與小個人,雖然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換幕過程,但這大概是我目前看過換最多幕的一齣劇。舞台調度受到霍夫米勒的意識左右,舞台上分分鐘鐘都有許多事情同步發生。有待反芻咀嚼的笑聲話語、桌椅的左右震盪與平移、電話兩端立場的無縫切換,演員們在各自的格子裡做自己的事,等著霍夫米勒用記憶將他們喚醒。一方面提供觀眾思緒紛至沓來之感,一方面又不至於目不暇給,換作是電影語言就是爐火純青的剪接手法,真的非常精彩。
很難說大時代和小人物在《同情的罪》中戲份孰輕孰重,因二者幾乎互相共生共謀,凶狠殘暴地撕咬霍夫米勒的靈魂。青年霍夫米勒主動辭了軍職、帶給他苦難的少女也結束了生命,但他的意識依然被困於他自己的腦中,這些遭遇構成了他這個人本身。故事開始後,觀眾會忍不住去尋找霍夫米勒的道德標準,這跟劇場外的現實生活極其相似;很快的人們沮喪地發現,世間根本沒有付出同情的準則。
霍夫米勒在這齣劇呈現給我的痛苦,跟《罪與罰》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這兩個人物做個比較應該滿有意思,如果說在《罪與罰》裡面,沒有任何人有罪,但罰卻加諸在每個人身上。那《同情的罪》恐怕就是反過來,沒有任何人應受懲罰,但罪卻加諸在霍夫米勒腦中擁有發言權的每個人身上。
整個舞台其實是一個戰前軍官的記憶櫥窗,觀眾得以目睹主角霍夫米勒的腦內如何運轉(無疑非常忙碌)。話語的堆疊、影像的置入、聲響的覆沓,七名演員都是霍夫米勒,全心全意都在為這顆「焦灼的心」服務。絕不隱晦的敘事下,觀眾很容易明白,這位軍官顯然遭到自我意識的嚴重圍剿。
觀賞過程中,我感覺自己是霍夫米勒腦內的無聲細胞,眼睜睜看著本體如何將自己逼上絕境,卻無法為同情生成任何抗體。同情既是始於一種無心之過,卻能延伸出滿紙罪狀。
社會外在於個人,並對個人產生制約。《同情的罪》處理同情這個題材,處理手法卻有必要花時間琢磨個體思維發展的衝突感,而Simon表現這種制約過程的手法,有著直白的表象,極其細膩的內裡。個人怎麼成為社會?人如何過濾、篩選外部世界的各種現象,內化成對自我的認知?就如主角喜不自勝地說:
『那一晚我成為神,賦予那些人仁慈與慷慨。』螢幕上投映出主角拿著手機對準自己繞圈的樣貌,或者自我譴責時,又以他人之口代言主角之精神。人對世界的認知,在投入社會後持續建構,單一個人也逐漸成為群體的縮影。主角的痛苦與磨難有其普遍性,他的掙扎即是時代的掙扎,他的困境也是多數人可能面臨的困境。
這齣劇用「同情」聲討人的本質,過程中逐步掐人窒息的緊繃感真的太恐怖了!末了主角上戰場,舞台逐漸塌縮成櫥窗形狀的過程讓我心臟有點負荷不了,回過神來發現眼角稍微被逼出水來。這起事件、這個意念的轉折,甚至可說是被迫的人格自我實現,是否使得霍夫米勒成為一個更好或更糟的人?也許答案就在開場沒多久,軍官急於向觀眾講述前因後果,而幾乎是輕描淡寫的提到:
『那時我還不了解我的本質。』《同情的罪》是一名戰前軍官如何認識自我的故事。年長許多的霍夫米勒擔任說書人,總是抽著煙,緩步逡巡於他腦中過往的記憶切片,他看起來不比年輕的自己軟弱或憾恨,他有更多時間尋思這一切,甚至將事情的全貌與觀眾分享。
如今他獨自一人,能靠自己發聲,姑且不論他成為了什麼樣的人,但我覺得他可能比以前舒坦多了。在真正的生活中,除了基本溫飽以外,大概沒什麼比認清真正的自己更加重要吧。
《同情的罪》幕後,Simon的聲音依然好好聽
後記:
這是我第一次在台中歌劇院看表演,事前連選位都很戰戰兢兢,開演當天反覆確認帶了望遠鏡才敢出門。這場不考慮字幕位置,單以舞台效果的觀賞品質而言,不偏不倚坐在中間位置會比較好。最後說個不正經的,因為恐怖感是我始料未及的,看完竟深深覺得Zweig的文本如果拍成驚悚電影可以走《碧廬冤孽》或《厄謝府的沒落》路線..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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